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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正當權威的三個命題

                        時間:2014-04-14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7714字

                          三、法律的服務權威觀

                          鑒于拉茲在當代法律實證主義陣營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法哲學與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緊密相關性,在規范實證主義的框架下來理解拉茲的合法性觀念便成為本章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們都知道,一方面,拉茲是法律實證主義之來源命題的堅定捍衛者,另一方面他的法律本質理論又與權威和理由這樣的價值概念緊密相聯。質言之,拉茲的來源命題不是源自對法律本質加以描述的結果,而是奠基于“法律必然主張正當權威”這個規范性考量之上。這個論證的基本步驟可以簡要總結如下:1)法律必然主張正當權威,或法律必然主張提供了正確的行動理由;2)權威的功能是在人和適用于他們的正確理由之間進行中介(mediate),權威根據這些正確理由來判斷并宣稱應當如何行為; 3)法律只有在來源奠基的情形下才能履行這個功能。

                          在導向來源命題的兩項前提中,第一步論證表明拉茲把權威和理由看作是說明法律本質的關鍵概念,由于拉茲把理由看作是客觀價值,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引入合法性價值這個概念來討論拉茲的法概念主張。第二步論證則是關于權威功能的說明,其所涉及問題是“權威要求什么”、“權威是如何運作的”或者“擁有權威的理性是什么”。拉茲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即權威的中介角色)可以概括為權威的服務觀念(the service conception of authority),由于服務權威觀集中代表了拉茲對合法性價值的看法,因此我們將重點對此進行考察并指出服務權威觀是如何偏袒于效率這項價值的。

                          1. 行動理由和客觀價值

                          拉茲用行動理由來解釋權威,用權威來解釋法律的本質,因此理解拉茲的法律理論可以循著從理由觀到權威觀再到法律觀的路徑來依次進行。讓我們先從行動理由這個概念開始。在早期著作《實踐理由與規范》(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里,拉茲就雄心勃勃的聲稱用“行動理由的邏輯來作為所有屬于規范性理論之概念的統一邏輯”。拉茲指出,行動理由具有對行動的解釋、評價和指引三種角色或作用,并且彼此相互依賴。這樣,對行動理由的概念說明必須表明它如何服務于這些目的。那么,在這個思考框架下,“行動理由是什么呢”?

                          在陳述(statements)、信念(beliefs)和事實(facts)三個待選項中,拉茲依次否定了前兩者,而把行動理由看作是事實。拉茲首先指出,基于語言和直覺,我們就可以輕易否定把陳述等同于理由的看法——例如,“天將下雨這個陳述是我打傘的理由”這個說法是不自然的。其次,拉茲重點否定了把信念等同于全部理由的看法,他提醒到,“理由是用來指引行動的,并且人們是通過世界之所是而非信其之所是來指引行動的。”當然,理由的指引作用必須通過人對世界之所是的認識,但重要的是,世界之所是的事實而非人之信念才是指引行動的理由。換言之,某人缺乏認識并不能改變相關事實是指引他行動的理由。從另一方面說,信念作為理由雖可擔當解釋行動的角色,但是其卻根本不關涉對行動的指引,由于理由的解釋性概念必然要預設其指引性概念,因此只有事實作為理由才是規范上最重要的,只有事實才能決定應該做什么。再次,就行動理由是一種事實這個觀點來說,拉茲反對把理由看作是事實之間關系。一個行動者在一定情形下實施一個行動能被看成是一個事實,我們或許由此而以為,理由是諸事實之間的關系。

                          拉茲認為,這個看法如果只涉及對行動的解釋和評價是可行的,但是這卻無法成功說明在對行動的指引中理由之使用。因此,從對行動的指引意義上說,理由應被視為人的理由(reasons for persons),理由是人和事實之間的關系。拉茲的理由觀明顯呈現出這樣幾點根本性的看法,其一,理由是事實而不是信念,因此理由也是客觀的,而不是主觀的;其二,理由的主要作用是指引行動,它是一個有關實踐推理的規范性概念而不能化約為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其三,理由是對人而言的,人之行動要依賴于有關行動理由的推理,在這個意義上,人是理由的動物。基于以上這些思考,我們不難發現,在拉茲那里,理由總是意味著客觀的正確理由,正確理由則可堪當客觀價值的概念。其實,拉茲主張,理由奠基于價值,理由依賴于價值,甚至可以說理由就是價值。這樣一來,拉茲的理由觀也可被看作是一套客觀價值理論。

                          在我們轉而探討拉茲的權威觀和法律觀之前,務必謹記的是,缺乏正確理由和客觀價值的概念,拉茲不可能為我們提供一套有關法律本質的概念理論。因此,我們還有必要進一步了解拉茲為怎樣來為理由和價值的客觀性加以辯護的。在這個問題上,拉茲通過區分形式理由和實質理由兩種理由概念來說明理由的客觀性。形式理由意味著某種價值思考具有抽象的、本質的特征,它是必然存在的;而實質理由是對形式理由的具體化。實質理由是可以質疑的,但形式理由本身是不可質疑的。因為,任何對實質理由的質疑都必須預設價值的客觀性,否則對實質理由的質疑及相應的改正就失去了意義。換言之,“實質理由其實是不同的人群對理由形成的觀念,而形式理由是理由本身。”另一方面,拉茲提出了領域客觀性(domain-objectivity)的概念來說明實踐思考(practical thought)的客觀性。領域客觀性即指一個客觀而非主觀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實踐思考具有了知識的可能性以及可錯性。。認識論上的客觀性必須要預設被認識之領域的客觀性,有關理由和價值的實踐思想及命題是有真假可言的,因此其處于領域客觀性之中。

                          2. 有關正當權威的三個命題

                          以行動理由作為實踐性概念的基本單元,拉茲對權威的本質進行了分析。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對權威作出事實權威與正當權威以及理論權威和實踐權威兩種劃分。拉茲一方面認為,事實權威只有參酌正當權威才能得到理解,即事實權威必然主張具有正當性或被認為具有正當性;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用“行動的理由”和“相信的理由”可以區分實踐權威和理論權威,實踐權威的指令構成了受眾的行動理由,而理論權威給出的建議則構成受眾相信某事的理由。在拉茲看來,由于我們關心的是政治和法律領域中的權威現象,因此“正當的實踐權威”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那么,拉茲是如何用行動理由來解釋“正當的實踐權威”呢?

                          正當權威通過發布指令指引行動來影響人們的實踐推理,而為了理解權威如何指引行動,我們就需要理解理由在實踐推理中的作用。拉茲認為,正當的實踐權威通過提供某種性質的理由來改變人們的規范性狀況,這種獨特性質的行動理由就是阻斷性理由(preemptive reasons)。阻斷性理由指的是,權威的指令不能被視為附加到依賴性理由(dependent reasons)之上的另一個理由,而應當作為排他性理由(exclusive reasons)取代依賴性理由。拉茲強調,排他性理由本身也是行動理由,排他性理由作為二階理由,只是禁止不按某個特定的理由而行動而不是禁止不按任何理由而行動。這樣,同一事實即是行動理由,又是排他性理由,拉茲稱其為保護性理由(protected reasons)。權威提供的阻斷性理由亦可看作是保護性理由。拉茲有關權威改變保護性理由之能力的觀點可用阻斷性命題(thepreemption thesis)來概括,即“權威要求行動之履行這一事實是該行動的理由,在估量如何去行動的時候,這個理由并非新增于其它相關理由之上,而是應該排除和取代這些理由的地位。”阻斷性理由取代了個人對理由的道德衡量而成為我們的行動理由,但這似乎意味著對權威的遵循是盲目和非理性的,從而不免引發對權威正當性的質疑。這樣,對正當權威的本質充分說明就還需要結合另外兩個命題,即依賴性命題(dependence thesis)和通常證立命題(normal justification thesis)。依賴性命題是指,“所有的權威性指令應該奠基于在指令覆蓋范圍內已經獨立適用于指令之受眾并且與他們的行動相關的理由之上。”拉茲認為,權威指令的依賴性和阻斷性這兩個特征是緊密聯系的,缺乏依賴性命題,權威是不可能具有改變行動理由的能力,因而也無法正當化。當然,最能集中體現權威存在之理性基礎的是通常證立命題,它指的是:“確立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具有權威的通常方式是表明,較之自己試圖直接依據那些可適用的理由來行事,一個人接受權威的指令為約束性的并試圖去遵從,反而使他可以更好的符合這些理由的要求。”

                          在拉茲看來,依賴性命題和通常證立命題合在一起構成了對正當的實踐權威之充分說明,這就是拉茲所說的“服務權威觀”。 所謂“服務式的權威觀”,就是把權威看作是為行動者服務的工具,權威的功能是在行動者和適用于他們的正確理由之間進行中介或協調,一方面,權威依賴于適用于行動者的理由而做出決定,給予行動者以行動指引;另一方面,行動者聽取權威的決定,取代自己的理由衡量而做出正確的行動選擇。在權威的服務觀念之下,我們亦不難轉而推導出阻斷性命題。既然對權威指令之約束力量的證成在于依賴性理由,這些指令所依賴的理由就被這些指令本身所取代而不是增添。

                          讓我們從拉茲的權威觀進一步過渡到他的法律觀。在拉茲看來,關于正當權威的抽象分析以及權威的服務觀念完全適用于法律領域,盡管實際存在的法律體系不等同于正當權威,但是法律主張正當權威卻是法律的一個必然本質。拉茲指出,“我認為,法律,或者說,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被執行的法律體系必然擁有事實上的權威。也就是說,法律主張自己擁有正當性權威,或者它被認為擁有正當性權威,或者上述兩個條件都同時被滿足。”為了把權威命題和法律概念聯結起來,拉茲重點指出法律“能夠主張”正當權威,這就是說法律擁有權威的某些特征。這些特征也被拉茲成為權威的“能力條件”,它們包括 1)權威必須具有交流能力;2)權威性指令至少要表現為該權威的關于其受眾應當如何行為的觀點;3)權威指令必須通過“被相關的權威發布”這一事實而識別出來,而無需考量其內容。分析至此,不難理解法律的權威性本質何以導向了社會來源命題。拉茲認為,法律的社會來源能滿足權威的能力條件:具有制度化特征的機構及其官員顯然能夠主張權威,立法和司法判斷又都至少表現為受眾應如何行動的判斷,并且能夠不借助道德判斷而被識別。更關鍵的是,來源不僅是一個社會事實,而且是作為保護性理由來指引行動的,缺乏公共可識別的法律標準,法律權威的服務功能就會落空。

                          從拉茲理由觀到權威觀再到法律觀,就我們的主題關切而言,可以作出如下兩點評論。拉茲有關正確理由和客觀價值的理論符合我們在第一章所提出的關于法律規范性基礎之問題的基本立場。由于法律權威觀與理由概念存在必然聯系,因此,法律的權威基礎,也就是規范性基礎,乃是立基于正確理由或客觀價值之上的。此其一。其二,更具關鍵意義的是,法律概念與正確理由或客觀價值的必然聯系命題支持了我們所贊同的以合法性價值為中心的法概念分析進路。不過,我們要清楚,本章的主要任務是不同的,這里的工作乃是要探究實證主義的法律理論所提供的最具吸引力的合法性價值究竟為何。由此,我們務必進一步思考:支撐法律的服務權威觀背后的實質性論據是什么?

                          3. 服務權威觀的證立

                          遺憾的是,拉茲并沒有專門且系統地回答過這個問題。盡管按照通常證立命題,我們可以說,法律權威的價值或本旨莫過于使行動者更符合正確理由來行動。但是,拉茲似乎并不想更進一步來闡明“法律權威為我們提供了怎樣的正確理由”。這里的原因可能源自于拉茲把實踐哲學劃分為“實質性部分”和“涉及概念分析的形式性部分”的基本看法。在他看來,實質性的實踐哲學包括了所有旨在表明如下問題的論辯:哪種價值是值得追求的、什么行為的理由應該指引我們的行為,以及哪種規范是具有約束性的等等問題;形式性的實踐哲學則關注于一些概念的邏輯結構,如價值、行為理由或規范,以及主導實踐推理的推論規則的本質。拉茲強調,“這兩部分之間相對的獨立:各種工作能夠強調一個部分或別的部分。”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也正如拉茲自己所稱的那樣,他的工作主要偏向了實踐哲學的形式性部分。但是,要注意的是,不管怎樣,拉茲只是強調實踐哲學這兩個部分的“相對獨立”,而非“完全獨立”。他明確宣稱,“我并不假設實踐哲學的這些部分之間是完全相互獨立的”。在拉茲的著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對實踐性概念的邏輯分析總是穿插有一些實質性的論證,這無疑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足以支持我們去探討拉茲有關法律本質理論中潛藏的實質性論證。基于這些考慮并結合拉茲的論述,我們可以把服務權威觀的實質性證立概括以下四個論據:

                          1)節約成本 證成權威的關鍵在于指出按照排他性理由而行動為什么是理性的。拉茲在對排他性理由的說明中,曾借用“拇指規則”(rules of thumb)來說明規則的重復適用可以節省時間(time-saving)、節省勞力(labor-saving)以及降低錯誤風險(error-eliminating)。拉茲強調,即使人類在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條件下,仍也需要這類規則而非逐案權衡;因為我們在尋找和評估理由時,消耗的時間和精力常常會大于邊際收益。

                          2)專家知識 雖然拉茲區分了理論權威和實踐權威,但他不否認這兩者間在對理由的依賴上具有相同的結構。因此,他常常把實踐權威類比于理論權威,認為建立在知識和經驗之上的實踐權威能夠使我們更符合理性地行動。他如此說道,“在許多情形中,我們必須要么放棄依賴其他人的知識與判斷所帶來的好處,要么把他們的看法視為排他性理由。”不過,就政治權威而言,拉茲指出,專家知識只是一個相對次要的理由。

                          3)促進合作 對政治權威的證立主要來自于協調人們行動的需要,拉茲認為所有政治權威都賴于這個基礎(盡管并非唯一基礎)。這就是說,當受眾不按照理由的權衡而按權威的指令來行動,權威就能夠確保社會合作。拉茲重點談及了社會合作中的兩種需要權威之情形,其一是純協作問題;其二是囚徒困境。就純協作問題而言,拉茲認為權威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確立以及維系慣習(conventions);不過,拉茲只是有限地承認訴諸于慣習來證立權威的進路,他承認慣習可能以其它方式形成,權威也可以做其它事情。另一方面,拉茲指出,在囚徒困境下,權威的指令亦通過對受眾的行動造成的實踐差異而促成合作。

                          1754)維系共識 拉茲認為,在現代多元社會,權威性實踐使得多元文化的形塑成為可能。我們知道,權威性規則在實踐推理中扮演著這樣的角色,即它們在更深層考量與具體決定之間起中介或協調作用。這樣,在需要做決定的時候,這些規則就為我們提供了中間層次的理由。這些理由雖然能夠根據它所依賴的更深層考量而得以證成,但由于其是對行動理由的“低層次或中間層次”的歸納(‘lowor medium level’generalizations),這就能夠使人們從不同的基礎向其靠攏而不涉及在宗教及世界觀上的深層分歧。概言之,“規則允許在意見相左下形成共識。”

                          在上述證立權威的四個論據中,節約成本、專家知識、維系共識都可以毫無障礙地整合進促進合作這個論據里。拉茲明確指出,“擁有任何政治權威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解決協作問題以及使人們擺脫囚徒困境的能力。”同時,重要的是,法律權威如要成功的解決集體行動的問題,就必須提供公共可知的行為標準,這也就導向了實證主義的來源命題。現在,我們不僅可以理解實證主義之來源命題的重要性,而且有理由把以效率為中心的合法性觀念歸諸于拉茲。就合法性環境而言,在拉茲那里,法律之所以必要的原因是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和多元性,而法律之所以可能則根源于拉茲的正確理由概念——拉茲實際上肯定了人在價值領域的實踐理性能力。

                          當然,拉茲可能反對我們把他的服務權威觀定位于效率價值,因為他常常強調證立政治權威的方式有很多種,他只不過是擇其重要來予以說明。在“擁有權威意味著什么”(what is it to be authority?)和“權威如何被證立”(How is authorityto be justified?)這兩個有關權威的主要問題中,拉茲強調他的理論聚焦于第一個問題。但是,由于實踐哲學的實質部分和形式部分無法獨立,因此拉茲要么虧欠我們一套完整的法理論,要么他為我們提供了以效率為中心的合法性觀念。

                          4. 立法意圖與法律解釋

                          拉茲在說明它的權威觀和來源命題時,有意擺脫所謂“顯明事實的觀點”(plain-fact view)之指責。顯明事實觀點指的是,唯一成為法律根據的那類事實是簡明的歷史事實。我們知道,顯明事實的觀點是德沃金對法律實證主義的一個重要批判。如果來源命題是一種顯明事實觀點,那么實證主義便無法說明裁判領域廣泛存在的大量法律解釋問題。因而,拉茲拒絕把法律看作必然是權威性文本中明示表達出來的東西,他認為法律也包括了隱含確立的東西,權威可以通過隱含的東西對行為給于指引。在對來源命題的這一界定下,作為一套完整的法律理論,拉茲的服務權威觀試圖對法律解釋的理論作出本質性說明。

                          在正確理由的概念基礎上,拉茲首先肯定:盡管存在解釋多元主義(interpretivepluralism),但是解釋是有客觀性可言的。他認為,解釋的成功性在于其闡明了其對象的意義,構成性理由(constitutive reason)則使對象的意義具有可理解性,因此解釋由構成性理由所支持。具體到法律解釋,拉茲便把服務權威觀看作是法律解釋的構成性理由。這樣,解釋之所以對法律來說是中心性的,即在于法律必然主張正當權威這個概念性命題:出于尊重法律及其來源的道德理由,我們需要解釋法律。

                          因此,法律解釋的基本目標就是去解釋權威的決定。在這個基礎上,拉茲提出了作者意圖論題(authoritative intention thesis),即法律解釋應該反映立法者的意圖。拉茲一方面肯定了權威立法中“集體意圖”的存在,他認為至少所有的立法行為都表達了這樣一種意圖:使 p 成為法律——拉茲稱此為所有的立法者都共享的“最小意圖”(the minimal intention);另一方面,拉茲否認來源命題必然帶來“法律是沒有爭議的”這樣的結論。這就是說,把某些信念和意向歸屬于它們的作者并非是毫無爭議的。在拉茲看來,對隱含意圖的確認不可避免會涉及可爭議性,盡管這依然是有關事實性的爭議。此外,拉茲還指出,作者意圖論題對我們的解釋實踐施加了一個嚴肅的限制,即確定具體的意圖要訴諸于頒布法律時所流行的解釋慣習(conventions),而不能把不可能屬于立法者的意圖強加到立法者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拉茲對法律解釋的看法是較為復雜的。在他看來,追溯立法權威的意圖并不等于對“如何解釋法律”這個問題的全部回答,其只構成法律解釋的首要理由(primary reasons)。在法律解釋的首要理由之外,還存在著發展法律和衡平這樣的第二性理由(secondary reasons)。首要理由是法律解釋中的保守性理由(conservative reasons),第二性理由則是革新性理由(innovatory reasons)。這樣,拉茲就在概念上區分了適法和造法。法律的社會來源僅是針對適用法律的理由,其涉及的問題是如何把某些意圖歸屬于權威,這本身是一個事實問題;相反,在不得不造法的情形下,法官的判決就依賴于道德和其它合理性因素。

                          總之,拉茲的法律解釋理論力圖使來源命題和法律解釋的實踐相契合,從而進一步詮釋了權威的服務觀念——也就是,以效率為中心的合法性價值。例如,拉茲認為,通常情形下,我們會期待法庭按照作者意圖論題來進行解釋——即便是尊重這一論題的理由不再適用;如此做的最顯著理由在于人們的期待一直環固于意圖奠基的法律解釋上,并且這些期待不應該太過草率的被擾亂。但是,我們也看到,為拉茲自己所不得不承認的是,服務權威觀在實踐中的運用只限于適法領域而無涉法律的變革和創造。在第四章中,我們將結合德沃金對實證主義的批判來系統審視這個問題。我們將指出拉茲的這個限定使得來源命題和法律實踐之間留下了一個缺口,這個缺口正是德沃金打開實證主義堡壘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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