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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龍族的捕魚技藝與捕魚方式

                        時間:2019-07-13 來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作者:杜星梅,陳慶德 本文字數:10520字

                          摘    要: 獨龍族捕魚生計的立足基點是充分接受大自然的饋贈;最基本的生存策略是適度征集;在竹、木、骨、石等自然質料的基礎上所生成的多樣化的捕魚技能, 獲得了驚人的效率。獨龍族的生計方式與所有以改造自然為基點的生產體系具有極大的差異, 以“停滯、靜止、僵化”等詞語來描述這一體系是極不恰當的。它不僅展現出高度的靈活性和極強的適應性, 而且在能量與物質的交換循環中呈現出一套完整的生態系統知識及豐富的生態智慧。

                          關鍵詞: 獨龍族; 捕魚生計; 生存技能; 生態智慧;

                          一、問題的提出

                          江河捕撈作為采集-漁獵經濟類型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人類歷史上較為古老的一種獲取動物蛋白的生計方式。人們依賴于江河湖海的自然再生率和生態周期, 在特定的地理環境之中形成了因地制宜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捕魚技藝與方法, 展現出豐富的生態智慧。據理查德·李和歐文·德·沃爾的研究, 以人類的250萬年~500萬年的生存史來看, 99%的時間人類都靠采集、漁獵活動而生存。[1] (P.147) 在中國, 鄂倫春和赫哲族曾經是山林狩獵和河谷漁撈型群體的代表;而東非的博尼人 (Boni) 、桑涅人 (Sanye) 、恩多羅博人 (Ndorobo) [2], 博茨瓦納的昆人, 巴芬島南部的愛斯基摩人, 尼加拉瓜的米斯基托人[3], 東南亞安達曼群島人, 馬來西亞的賽芒人和巴特克人等[4]以及美洲巴拉圭的阿切人 (Ache) 等[5], 都是當代世界現存的典型的采集-漁獵群體。

                          如果我們認同“采集漁獵的生計方式是人類最為古老, 而且可能是最為成功的適應”[6]的話, 那么對于采集-漁獵經濟類型的認識, 還應厘清這樣的事實:人類歷史上早期的采集-漁獵經濟活動可能普遍存在于各種環境類型之中, 其分布并非現今的邊緣格局;應該看到不同的捕魚技藝與工具的運用是經濟與特定文化情景的特定結合, 表現出不同的存在形式, 這些不同的存在正是人類生存智慧的展現。正如馬克思曾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 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 即物質生活本身。”[7] (P.31) 正是人類生存所面對的這種或許會退卻但永遠不會消解的“自然限制”, 為我們呈現出捕魚生計與生態智慧的差異性存在。因此, 探討不同族群的捕魚生計問題的核心, 就是要去理解這些極具差異性的存在是怎樣在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系中而成就的。正是這一深厚的基礎性關聯, 也曾使黑格爾看到“助成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系, 就是地理的基礎”[8] (P.85) 。這種從表象上看似乎是外在的自然聯系, 實質上是所有人類生存所需的一種主要的且必要的基礎。它使不同的民族在各種特殊的自然形態中選擇了特殊的生計方式, 進而形成了各種特殊的生存空間。當然, 它也就形成了不同“民族精神所寄托的特殊原則, 同時在本身中也形成它自然的特性”[8] (P.85) 。

                          捕魚是眾多民族社會中具有悠久歷史的生計活動, 舊石器時代的元謀人、藍田人等就以粗制的木棒從事漁獵活動了。人類社會最早的捕魚方法可能是徒手捕捉或用石器和木棒砍魚;到了山頂洞人已經利用木棒綁上石矛捕魚[9]。漸進出現專門的捕魚器具, 隨著以陶、石為墜漁網, 魚鰾、魚鉤等工具的出現, 反映了漁網運用的普遍, 證明人類已經具備多種捕魚的方法與工具[10]。位于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中的魚崇拜被視為史前文化中的空前現象[11], 該遺址出土的骨質魚鉤被認為是我國目前最早的魚鉤, 還出土了各類形狀的魚鰾, 從而認定最早的魚鰾應該是木質的。而長江三峽地區的大溪遺址墓葬中不僅發現了用于捕魚活動的骨鏃、石鏃、牙制魚鉤和網墜, 證明當時已經發明了精制的魚鉤和結網捕魚的工具, 而且當地還流行用大魚隨葬, 足以說明捕魚在當時社會生中的重要地位。夏末商初時期, 生活在該遺址附近的巴人的主要肉食是魚類, 約占80.1%;而鸕鶿捕魚可能是三峽地區先秦漁業的一個特點[12]。這些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歷史遺存向我們展示了人類社會不同的族群依據各自的地理環境所形成的具有特色的捕魚技藝。云南多江河湖泊, 水產資源較為豐富, 捕魚活動作為悠久的存在, 各民族具有獨特的捕魚技藝與生態智慧。如寧蒗地區納西族使用的木質魚鰾器身很長并帶有兩個倒刺;怒江地區傈僳等少數民族垂釣直接用餌而非鉤, 甚或魚刺、植物的刺等, 直接用麻線系上魚餌投入江中, 待魚兒吞下被食物包裹的刺卡住后, 即可舉桿收獲[13] (P.8) 。

                          獨龍族是聚居于中國云南省西北部獨龍江流域的一個獨特族群, 主要分布在云南怒江州的貢山縣, 地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3年所認定的世界自然遺產———三江并流的核心地帶。由西藏察隅南下而來的克勞洛河與麻必洛河在迪瑟姆山腳下相匯而成的獨龍江, 自北向南流淌百余公里后進入緬甸。獨龍族的19個氏族、82個家族所形成的50余個自然村大多分布于沿江一兩里的范圍內[14] (P.25-151) 。除了獨龍江縱貫全境外, 尚有小河、小溪103條, 兩岸山高谷深坡陡, 形成十余處高達四五十米以上的瀑布[15] (P.2) , 為山河捕撈提供了廣闊的資源空間。獨龍江峽谷獨特的地形地貌使得依江傍水幾乎成為每個村寨的基本地形特征, 正是這樣的資源條件和居住條件使得捕魚成為獨龍族社會經濟生活中普遍而重要的經濟活動。獨龍族的捕魚技藝不僅展現出驚人的想象力與頗高的生態智慧, 還呈現出其主導文化價值理念對當今生態問題的啟迪意義。本文立足于長期的田野調查并借助于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調查文獻資料, 力圖對獨龍族社會生活中存續至今的捕魚活動作出其本來樣貌的展示, 并試圖廓清人們長期以來積淀下來的對獨龍族生計方式和生存狀況的誤解。文中凡未明確注明出處的材料, 均來自筆者2014年~2016年間的田野調查。

                        獨龍族的捕魚技藝與捕魚方式

                          二、獨龍族的捕魚技藝與捕魚方式

                          獨龍江水流湍急而多淺灘, 故江魚多為下口位, 有的還具有吸附功能的器官。按生物學分類有吸口裂腹魚、獨龍裂腹魚、獨龍盆唇魚、扁頭鰋、大鰭異齒鰋、藏鰋等7種[17]。而獨龍族則把江魚統歸為條魚與扁魚 (俗稱扁頭魚) 。以形體而分, 主要有“錦讓”“珙不拉”“內錦”“如丁”“那翁”等數種;而以大小而論, 獨龍族一般把二三十厘米以下的魚統稱為“內格”, 把長約30厘米、重1.5斤~2斤的魚稱為“夏布尖崗”, 而長40厘米、重2斤~3斤左右的稱之為“沙子姆”, 還有長50厘米、重4斤~5斤的稱為“德內”, 最大的魚多為60厘米~70厘米長、7~8斤重, 稱為“額美”。

                          每個村寨都擁有眾多的“魚口” (依江灣而形成的捕魚點) , 大多分屬不同的家族, 各家族成員皆在其家族所屬的魚口捕魚。以孔當家族為例, 轄有江瓦、曼孔張、阿那當、哈邦豬、得架、勒得木、額期根等7個魚口[17] (P.25) 。然而由于長期的使用和占有, 在歷史的積累與沉淀中, 有的魚口也成為某個家庭所有。如茂獨禮松家有一個魚口便是其祖父在世時所“號”定的, 家庭之外的其他人不能去該魚口捕魚。為了防止別人去捕魚, 他還在魚口周圍布滿了竹簽[17] (P.88) 。

                          獨龍族的捕魚貫穿全年, 在5月~8月的汛期是捕魚活動最為密集、捕魚量最大的時期。迄至20世紀50年代, 獨龍族的捕魚工具基本上以竹、木、骨、石之類制作, 捕魚的技藝與方式多達數種, 而不同捕魚技藝的運用具有強烈的季節性特征。

                          (一) 主動性的捕魚方式

                          獨龍族擁有獨特的捕魚技藝與方法, 如魚爪與魚鉤的使用, 既不需要去地勢險惡之處也不受時節限制, 因而成為婦女與孩童們休閑娛樂活動中廣泛使用的器具。魚爪用巖桑握彎成鉤, 上套虎、豹爪, 以六爪為一束, 以石為墜, 投在魚群中間, 撒小蟲為誘餌, 專候大魚來到, 使勁拉繩, 爪即內聚而獲魚。魚鉤用隼爪或獸骨制作, 將隼爪插入野芋, 并用芋葉包裹, 埋入火塘熱灰之中, 待芋皮焦心熟取出, 趁爪柔軟之際, 捏彎成鉤, 用棕絲栓扎, 涼干固定, 于細紋石上磨制鋒利。捕魚時大鉤用大條烤香的獸肉作誘餌, 中鉤用野雞腸, 小鉤用螞蚱、土蠶、蟻王、蜂、蟑。有墜無標, 視竿頂點動或憑手心觸覺, 便知魚上鉤。[18] (P.70) 還可僅用棕線穿魚食而不用鉤, 系于竹尖端, 輕輕刺進江邊石洞里, 待魚群吃餌時立即拉上來, 用這種方法抓獲的魚一般都是扁頭魚。[19] (P.45) 2015年就已年逾80歲的紋面女孔當·娜老人說:

                          我丈夫是捕魚能手, 以前我們都是吃他捕的魚, 但是有時候閑下來了, 我們幾個婦女也會約著去江邊釣魚, 但我們從不會下河去捕撈。

                          在需要人力始終貫穿捕魚全過程所使用的器具, 一是“拉赫”, 即魚叉。在沒有鐵器之前是用動物骨頭磨制而成, 長10厘米, 5叉為一束, 將其安置在4米長的竹竿上, 柄上系有麻線套于手腕。人站在江邊巨石之上, 待魚群游近而投刺。一般從當年10月到次年2月的秋冬時節, 正值獨龍江中的水清澈透明, 人們能看清魚在水中的游動方向, 該技能得到了最為廣泛運用, 所捕獲的大多是七八斤的大魚。但不時也會發生捕魚者用“拉赫”叉到了非常大的魚而被魚拖入急流而亡的事件[19] (P.44) 。2015年就已75歲的李文正老人是雄當村桑立陽家族中的捕魚能手, 他說“拉赫并不是每個人都會用的, 我們村的松那·博納最會用, 他捕到的魚都是很大的魚”。

                          “秋”則是在此類主動性捕魚中另一種最為廣泛使用的器具, 即竹竿夾網。一般用兩根直徑約3厘米、長約3~4米的竹竿套結一張用麻線編織的寬2米、長4米的漁網, 竿末端以繩索套于捕魚者肩臂上, 雙手各持一竿, 在江邊回流處或水流平緩處撐竿下網, 兩竿下潛江底而并攏, 舉竿提網出水, 夾魚而獲。無論是每年5月開始的汛期里魚群溯流排卵, 還是入秋后的江流平緩之季魚群順流回江, “秋”的運用都最為普遍。隨著魚群“七上、八下、九歸巢”的情況變化[19] (P.69) , 無論是在江邊淺水處還是在飛流直下的險灘懸峭兀突之處, 甚或深沉清碧之潭, 都是獨龍人大展其運用“秋”之技能的場所。這一技能展現了獨龍人生存方式上極大的靈活性和高效性, 直至所夾的魚穿滿肩上所挎的藤環, 他們才會停止夾魚[19] (P.70) 。

                          2016年就已74歲的紋面奶奶江仁·則普讓回憶說:

                          我未出嫁之前, 我們雄當村打魚很厲害的有木冷·格魯、桑立陽·勇和我爸爸等人。他們每個人擅長的都不太一樣, 而我爸爸的“秋”是很厲害的, 經常帶回來滿滿一“宗” (用麻線編織成為的網兜) , 倒出來至少都有大半籃子, 多的有七八十斤。以前我們吃的魚都是大魚, 七八斤一條的很常見, 十斤以上的也很多。他去捕魚主要是看水的情況, 特別是漲大水的時候他都會去, 并且每次都會有收獲。每年4月~10月是漲水的季節, 村子里有“秋”的人家都會去, 收獲也不一樣, 我爸爸每次都會比他們多。

                          李文正老人年輕時是大家公認的捕魚高手, 平時沉默內斂的老人說起捕魚也表現出興致盎然的樣子:

                          小時候, 我家里的成年男人們, 一天去一個人捕魚, 其中叔叔格魯捕魚最厲害, 他經常在晚上帶著我去“秋”, 我給他打火把, 我們回來就是滿滿一“宗”, 分給村里的親戚之后, 還夠全家吃二三頓。那時候還是麻線編的網, 十多條魚就可以把“宗”裝滿, 以前的魚都是大大的。

                          (二) 靜候性的捕魚方式

                          獨龍族的捕魚技能, 更多的是不需要人力貫穿始終的技藝及方法。例如“阿桑”“薩本”“貝亞”“背爾”等, 這些非即刻性的捕魚技能, 充分展現了獨龍族“充分接受大自然饋贈”的生存技能。

                          用竹篾編織呈長圓型、籠口為漏斗狀、內置軟竹片、底部相互交叉的魚籠, 獨龍語依其大小分別稱為“阿桑”和“薩本”。內置燒烤獸肉做誘餌, 如魚兒進入覓食, 想出來時則被竹片卡住, 易進難出。“阿桑”一般長約1米, 入口直徑約46厘米, 中間直徑25厘米。使用“阿桑”一般有兩個時點和地方。一是在魚的產卵期利用魚兒游向江邊淺水石洞產卵的習性, 屆時獨龍男子都會背上七八個魚籠, 去岸邊不同石洞口放置“阿桑”, 數日后收籠, 通常收獲頗豐[19] (P.46) 。從西藏的舒伯拉嶺蜿蜒而下, 經兩河相匯而成的獨龍江在兩山峽谷中形成了許多支流與江灣, 從北至南有明確稱呼的小河有龍尤旺河、白馬王河、打鍋莫洛河、龍莫切旺河、擔當王河、矛比利河、達賽王河、戛木賴河、特拉王河等十余條, 而不知名的小溪流更是數眾[20] (P.1) 。在獨龍江汛期江水猛漲之時, “阿桑”通常放置在支流與江水的交界處激流沖下的地方, 兩側用石塊塞緊固定。1待到收籠時, 收獲頗豐, 形成“阿桑”的第二種運用。而較小的“薩本”, 入口處由寬至窄, 呈漏斗狀, 底部接有竹柄, 柄上有孔, 使用時用竹藤將數個串起來或投入江河淺水處或置于跌水下, 一般隔天即收, 通常用于小魚“內格”的捕獲。

                          北部雄當村的李玉花說:

                          我爸爸最厲害的是用“阿桑”, 他年輕時每次捕魚回來, 我們全家都可以吃一兩頓。合作社的時候, 因白天集體出工, 他就很少去捕魚了, 到了晚上隨便放幾個“阿桑”, 每次都有收獲。只要爸爸外出去捕魚, 回來我們就有得吃。以前夏秋兩季吃魚很多, 六七八月在江邊的小溝溝里面很多, 就用“阿桑”等, 冬天就叉魚。

                          方體敞口的魚簍獨龍語稱為“背爾”。通常置于江中或眾多支流上由自然高差形成的疊水處, 橫架4根木桿于巨石處固定, 再掛上“背爾”, 底部與水浪相觸, 誘魚逆水上躍的習性候魚入簍。每逢5月~8月的汛期和春末夏初的魚群產卵期此一技能都會得到廣泛的運用, 每天只需早上和晚上去看兩次[19] (P.45) 。而在沒有放置“背爾”和“阿桑”的支流上, 人們則于清晨將竹籮置于疊水處, 由上往下用竹竿敲擾水面, 把魚從石洞中逐趕下來, 順接入籮。

                          另外, 在江中一些自然落差達1米左右的深潭之上的疊水處, 人們則會順勢筑壩, 壩中選直徑50厘米、長3米的空心樹干一段, 裝置水口, 用巨石壓緊, 驅魚順水而入, 江水經水口沖至潭中回旋成大漩渦, 魚被漩渦吸入至溜筒從潭底涌出, 溜筒外置竹簍接魚[18] (P.70-71) , 因水潭里面沒有其他洞口, 進潭之魚一般都能被捕獲。溜筒接魚盛行于冬春兩季且捕獲量較大。

                          獨龍族的捕魚活動一般是以個體家庭為單位, 但是有一類捕獲的方法需借助群體合力才能完成, 即“斤斯四”。大約在每年七八月汛期, 家族、氏族或村寨共同體匯聚集體之力在兩股溪流并流之處把支流堵上, 這就使得原來的河水突然干涸, 魚還來不及隨水流走, 人們即可徒手抓魚。而白天躲在石洞里面的魚, 到了夜晚游向小溪時, 就會落入人們早已懸掛于溪口的竹籮。這種接魚的效率甚高, 一晚上少則一二竹籮, 多則十多籮[19] (P.46) 。

                          獨龍語稱為“貝亞”的捕魚技藝則是用細麻線或董棕樹的棕絲編織而成長10米、寬2米的網系在竹竿上的攔網, 底部系數個小石頭為墜, 網眼僅三四厘米。根據魚的覓食習性, 夜晚置于水流平緩之處, 一端用繩系于岸邊樹樁, 天啟明時去收網即可, 捕獲的魚大多長20厘米且大小均勻[18] (P.70) 。南部的欽蘭當村70多歲的老人約那最常用的是“貝亞”這種捕魚的方法, 老人說:

                          以前一到雨季漲水的時候, 每天黃昏我就去河邊下網, 一次下二三個漁網, 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收, 最多的是十多二十條, 大多是兩掌長的魚。

                          久居在獨龍江上游克勞洛河附近的向紅村的一位老人也說:

                          我自己最經常去下漁網的地方是“阿布拉隆”, 一般下午五六點去下網, 次日早上七八點收網, 沿著江邊一路隔二三十米下一個網, 一次下十幾個漁網。用“貝亞”的地方水不能太急, 我一般都是晚上去一個多小時就回來。每次至少都有十多條收獲, 多的時候二三十條, 克勞洛河上面最多, 包括現在上面沒有人住的地方, 都還有很多的。對我來說每一種捕魚的方法都很簡單, 我都能捕到。

                          在獨龍族社會中, 捕魚是人皆所能的技藝之一, 雖然并未形成專門性的捕魚者, 但通常是身強體健的成年男子在日常生產生活之余, 運用此一技能為個體家庭乃至家族成員補充魚類蛋白。獨龍族在“充分接受大自然饋贈”的基點上所展開的捕魚活動, 盡管工具簡陋卻有頗高的魚獲量, 獨龍族正是依憑其生態智慧與生存技能, 獲取了豐厚的生存資源。更令人贊嘆是, 獨龍族的各類捕魚活動皆嵌合于全年的生產生活之中, 他們成功地把生存壓力的重負化解于由嬉戲、娛樂、成就感等要素所構筑的生活游戲之中。

                          三、捕魚在獨龍族社會中的地位與角色

                          在獨龍族社會中, 養殖是極為鮮見的。20世紀30年代進入獨龍江的陶云逵就曾指出, 獨龍江只有雞豕犬而無馬牛羊2。如果說在人類生存活動中主要是靠養殖把植物蛋白轉換為動物蛋白, 那么或許也可以說, 正是由于漁與獵為獨龍族提供了充分而穩定的動物蛋白的事實存在, 才導致養殖業在獨龍族社會經濟中的重大缺位。在獨龍族采集、生產性種植和漁獵的經濟系統中, 采集和生產性種植是其獲取植物蛋白的重要途徑, 而漁獵生計就成為其最為基礎和穩定的動物蛋白供給源。

                          雖然獨龍江中魚的種類并不多, 但是魚量甚大, 魚類資源的豐富性甚至可以從歷史文獻中獲知。例如在關于獨龍族族源和遷徙的傳說中, 常有撈魚吃的故事, 可見捕魚活動曾經在獨龍族的歷史上發揮過很大的作用[14] (P.35) 。迄至20世紀50年代, 老人們還這樣回憶道:

                          以前獨龍江的魚多得可以用手抓, 有時魚群都把江水堵住了。

                          在有效的產權界限下, 每個家族在自己所轄有的魚口里進行捕魚活動, 而到每年5月~8月的汛期, 魚口子里便集中大批魚群, 每個魚口每年可捕魚數千斤。[18] (P.71) 據20世紀50年代的調查資料顯示, 在孔當村, 每個魚口在每年的漁汛期至少可捕魚500斤~600斤, 而擁有7戶、共有78人的孔當家族有7個魚口, 僅汛期的魚獲量就可達3500斤~4200斤, 人均魚獲量為44.9斤~53.8斤, 也就意味著在汛期每人每月可得到15斤以上的魚肉供給[17] (P.22-25) 。在獨龍江, 捕魚能手被稱為“額久姆格拉”, 每年可捕魚數百斤。如茂頂村的滴朗當·獨力在1951年以前, 每年捕魚12背, 折合720斤, 平均每天吃2斤的話, 足夠一個人吃一年。而以當時的家庭規模來看, 南部第四行政村平均每戶4.6口人[14] (P.148) , 按照滴朗當·獨力一人全年所得捕魚量, 他家每人每月可得13斤魚肉。類似的調查也可參考, 比如1950年以前, 好的人家一年能捕魚幾背, 約360公斤, 足夠一個人吃一年有余;再如迪政當一帶, 以前平均每戶能捕魚280斤[20] (P.54) , 而更多家庭每年的捕魚量是在100斤~400斤之間[17] (P.24) 。

                          獨龍族社會盛行平均分食原則, 捕獲的魚除了自己留食一部分外, 剩下的必須全部向家族成員每家分送若干, 獨龍語稱之為“尼得休”或“阿奢木得休”, 即分食肉之意[14] (P.25) 。現年80多歲的孔當·娜老人說:

                          我在20多歲時嫁給孔當家族的孔目·丁。結婚后, 丈夫孔目·丁干活很厲害, 尤其是很會捕魚, 他是孔當家族出了名的捕魚高手, 別人都稱呼他為“額久姆格拉”。他捕的魚經常送給親戚, 包括我的娘家人:在學哇當村的父母、叔叔、舅舅等。他每年捕魚量不會低于400斤, 我丈夫聽著江水的聲音就知道什么時候該去捕魚了。春、夏、秋三季是主要的捕魚季節, 他經常同村子里面的親戚一起去, 由于常年下河捕魚, 他的雙腿膝蓋患有很嚴重的風濕, 最后老年癱瘓在家。

                          現年67歲的紋面女李文仕說:

                          我結婚之后, 我的丈夫李文正是捕魚很厲害的人, 直到現在他已經是70多歲的人了, 只要到了捕魚的季節, 仍然還去放“阿桑”“貝亞”等, 只是現在的收獲不像以前那樣多了。以前到了捕魚的季節, 幾乎天天都有魚吃, 他打的魚每天都吃不完。我這一生總共生了6個孩子, 每次快生小孩的前一個月, 家里火塘上的大竹架上掛的全是滿滿的魚干, 像曬衣服一樣。他把竹竿的頭部削尖, 把魚頭串起, 一排一排地掛起來。以前不管什么季節都能吃到魚, 而且是很大的魚, 不像現在, 很少見到大魚了。

                          龍元村40多歲的龍中興說:

                          我們小時候吃的都是七八斤重大魚, 就在 (20世紀) 90年代我還用魚叉叉到過一條“額美”, 送了幾戶親戚, 剩下的我家里吃了兩頓。

                          另一位老人這樣說起以前對魚肉的保存:

                          一般我們把魚煮來吃, 還可放在火塘上燒著吃, 吃不完的放在竹筒里面, 涂一點蜂蜜, 密封起來, 讓它自然發酵, 香得很。可以做下飯菜, 吃甜蕎、雞腳稗啊這些的時候, 拿出來拌著吃。

                          四、結論

                          江河捕魚作為獨龍族世代相傳的生存技藝與技能, 在獨龍族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它既是獨龍族飲食結構中動物蛋白的穩定性供給源, 又是把獨龍人生活重負與興趣閑暇嵌為一體的重要游戲活動。從狹義上來說, 采集-漁獵方式的立足點并非是以人為主的積極生產, 因為它不是“生產”性的, 而是直接立足于自然生物循環周期的基礎上。可以說, 獨龍族依賴于生物圈資源平衡性與循環性所形成的捕魚生計是直接仰仗大自然的豐厚饋贈, 獨龍族不屑于以占有為目的的過量獲取之道, 其獨特的捕魚生計和與此相適的適度征集策略, 共同維系了獨龍族的世代延續。

                          在簡單工具的運用中, 獨龍族依靠其生態智慧所形成的生存技能, 在投入-產出比的基點上, 呈現出極高的效率。綜合分析上述資料, 20世紀50年代前, 獨龍族的捕魚生計大體上可為每戶家庭每天供給1公斤以上的魚肉, 在基本上以竹、木、骨、石制作捕魚工具的條件下, 獨龍人以靜候式捕魚方式所獲取的產量依然是極為驚人的。

                          對于魚類資源豐富的獨龍江來說, 獨龍族的捕魚活動經歷了三個重要的時間節點變化。

                          第一個時間節點是1950年發生的8.5級察隅大地震。據說當時大魚觸巖壁而死, 小魚被震死, 此后獨龍江的魚產量銳減[18] (P.71) 。但是縱使大地震發生后, 在河水猛漲時節, 獨龍族一個人一天仍然能夠捕20多斤魚[20] (P.146) 。從龍元村共當家族嫁到迪政當村求底家族的龍棍·格婻說道:

                          地震那年, 我有十多歲了, 已經從龍元嫁到迪政當。當時我家還是一間大大的房子, 有2個大火塘, 地震發生時我正在家里學織獨龍毯。以前迪政當村和冷木當村是分開的, 迪政當在小河上面, 冷木當在河的下面, 現在搞了新農村后兩個村才合在一起的。以前迪政當只有7戶人家, 每家都有捕魚很厲害的人。以前我吃魚吃得很多, 我家的男人們都會用“秋”夾魚。地震發生后, 我吃的魚也不少, 我兒子獨力去一次, 回來也不止二三十斤。

                          第二個時間節點是1973年, 獨龍江的泥石流災害成為獨龍族捕魚生計衰退的重大轉折, 自此之后, 1人每年大多只能捕到15斤~20斤魚。但有資料顯示, 在20世紀的中后期, 獨龍人每人每月平均也能吃到一二斤魚肉[20] (P.54) 。北部雄當村的一位紋面老人黛齊爾說:

                          大地震發生那年, 我已經五六歲了, 那是在白天的時候, 我幫媽媽在地里干活。我還記得當時有很多大石頭從山上滾下來, 我們附近沒有人因地震死亡。而在泥石流發生的那一年, 洪水把思如等地都沖走了, 大家就全部搬到了木當, 有齊馬當、孔武、普爾、皮向當、木蘭當等5個家族的人, 總共有8戶住在了一起。當時洪水發生后, 麻必洛河附近很多被震死的魚, 我們都撿來吃, 那段時間魚吃都吃不完。

                          李文仕老人說:

                          1973年的泥石流是在白天發生的, 江里的魚死得太多了, 全部都是大大的魚, 我記得江邊全是魚腥味, 那年的魚肉根本吃都吃不完, 每家都是一籃子一籃子地裝回家。

                          盡管上述兩次重大自然災害使獨龍江的魚類資源銳減, 然而在獨龍江豐饒的人-資源比的基礎上, 捕魚技能仍然是獨龍族生計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個時間節點是20世紀90年代前后, 這是現代性急劇加速的時期, 資本力量的支配通過市場方式打破了原來獨龍江生物圈中的能量替換與自我修復的平衡循環, 把獨龍江裹挾進了一個跨區域的更大的外部系統中。獨龍江地區出現了電動觸魚器、炸藥炸魚等捕魚方式并且快速流行于獨龍江上北下南全域。21世紀旋踵而至的是外來商人以高價收購獨龍江特有的扁頭魚, 如北部村子的龍永生說:

                          2012年扁頭魚的收購價是每斤100元, 2013年是200元, 2014年是300元。那段時期, 每人捕獲的扁頭魚曬干后重20斤~50斤不等, 有很多人在那幾年確實賺了很多錢, 但是現在我們基本上看不見扁頭魚了。 (即便) 有的話, 都是很小很小的, 沒有大扁頭魚了。

                          一個重要的事實是, 原來簡單的工具、人口的分散分布與多樣化的技能等諸種要素共同支撐起捕魚生計在獨龍族社會的活躍與興盛, 現今在資本支配下的市場卻把獨龍江裹挾進了一個更大的外部系統中, 而竭澤而漁的過度攫取及相伴而來的資源枯竭致使獨龍人的捕魚活動已經不復從前之興盛。從這個角度而言, 獨龍族豐富的生態智慧和創造性的捕魚技藝已漸趨處于被廢棄的窘境。

                          在現代社會, 當人們普遍把“生產”視為生存的基本準則時, 布須曼人卻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芒各芒各栗子, 我們為什么還要種地?”獨龍族以充分接受大自然饋贈為基點的捕魚生計所堅守的理念并非現代社會的積極生產, 而現代社會的生產本質正日益偏離人類接受大自然饋贈的基點, 進而使人們淪落到無以享受閑暇的深淵。這一切恰如以色列青年學者尤瓦爾·赫拉利的感嘆:那些延續至今的積極生產模式是人類“史上最大的一樁騙局”[21] (P.79) 。獨龍族的捕魚生計告訴我們, 它并非人類社會的一種歷史遺存, 而是與我們處于同一時空中的不同存在方式, 其內蘊的生態智慧對于我們反思自己的生活模式充滿了啟迪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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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獨龍族社會歷史綜合考察報告》 (專刊第一集) , 內部刊印, 1983年, 第5頁。
                          2 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調查組, 云南省歷史研究所民族研究室《云南省獨龍族歷史資料匯編》, 內部刊印, 1964年, 第21頁。

                          杜星梅,陳慶德.獨龍族的捕魚生計初探[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9,40(0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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